論西藏傳統家具的發展歷程及特點
摘 要：西藏傳統家具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傳統家具中的一朵奇葩。家具總是伴隨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西藏傳統家具在長期的社會發展進程中逐漸形成了極具民族特色的家具風格。本文將西藏傳統家具的發展歷程劃分為濫觴及緩慢發展時期，肇始演進時期和興盛發達時期,深入分析三個時期西藏傳統家具的藝術特征、文化內涵。
關鍵詞：藏式家具；西藏；佛教
1 西藏傳統家具的發展分期
何為傳統，《辭海》解釋為：從歷史上沿傳下來的思想、文化、道德、風尚、藝術、制度以及行為方式等。它通常作為歷史文化遺產被繼承下來，其中最穩定的因素被固定化，并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表現出來。西藏傳統家具是藏族人民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立足本土文化，并積極地與外來文化交融而形成的，具有獨特的藝術特征、反映出強烈的民族特質和蘊含濃厚的傳統文化內涵等特點。
對于西藏傳統家具的發展歷程的劃分，現有學術成果主要以民族史學或社會史學的角度劃分，如在《藏式家具文化研究》一文中，基于藏族歷史的發展過程，將藏式家具劃分為四個階段：一是史前時期；二是雅礱部落、吐蕃王朝、分裂時期；三是藏傳佛教三大派執政時期；四是西藏解放至今。這一劃分法存在主體錯位的問題，如以民族發展史或社會發展史代
替家具發展史的階段劃分，將因主體完全不同而致使階段劃分肯定不科學而出現偏差，由此導致各歷史時期西藏傳統家具的特點歸納出現偏差、移位等。
本文以藏族發展歷程為基礎，緊扣家具主體，從家具本體的藝術、文化等特征對西藏傳統家具進行劃分，似乎更為科學、客觀，具體劃分為濫觴及緩慢發展時期、肇始演進時期及興盛發達時期三個階段。
2 西藏傳統家具的濫觴及緩慢發展時期
石器時代至吐蕃王朝建立前，是西藏傳統家具濫觴、緩慢發展時期。一統的國家尚未建立，氏族部落（部落小邦）林立、各自為政。經濟上處于農耕經濟和畜牧經濟的較低階段，外來文化影響十分有限，以上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西藏地區家具的發展。具體表現為：雖隨著對木材質性能認識的深入、加工工具的進步，這一時期的家具在形制上仍較為單一。在家具文化方面主要以苯教文化為主，裝飾內容應主要為自然景象、動物及圖騰崇拜符號等；由于生活方式的原因，以低矮家具為主。
由于歷史久遠、木材難以保存等原因，西藏地區家具的確切起源年代尚無定論，不過應是與這一地區有人類造物文化同步。正如楊耀先生在其《明式家具研究》一書中所說：人類遠在使用石器工具的年代里，就會使用自然石塊堆成原始家具的雛形“∏”，具備承具的功能。卡若文化遺址中建筑的卵石墻體顯示，新石器時期，西藏先民能熟練利用石材，家具極有可能濫觴于這一時期。
在人類社會中，自從有了蓋房子的活動期，就有了做家具活動。一般來說，建筑是表，家具是里。[1]家具作為建筑內部空間環境不可或缺的要素，它總是伴隨著建筑的發展而發展的。據西藏卡若遺址發掘報告顯示，該遺址屬于新石器時代，文化層分為早、晚兩期，共發掘房屋遺址31處。在早期房屋遺址中出現了柱、椽木等建筑構件，說明當時古人已學會了利用石器工具，如石斧、石錛對木材進行加工利用，加工木材制作家具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卡若文化遺址后期房屋建筑形式、構件與前期大體相同。可以說，西藏地區家具在新石器時代發展極為緩慢，歷經千余年。
石器時代可以說是西藏傳統家具的萌芽期，受加工工具所限，家具形態極為單一。
隨著青銅時代（青銅器與鐵器并存）的到來，金屬加工工具的出現，西藏地區的家具發展呈現新的面貌，趨規整。
距今約4000年，相當于中原地區的夏代早期，生活在西藏高原腹心地帶的曲貢遺址藏族先民已經開始步入青銅時代（公元前1000年至吐蕃帝國）。距今2500-2000年，約相當于中原戰國秦漢之際，鐵器可能在這個時期已經傳入西藏高原。曲貢遺址中出土的鐵柄銅鏡就是一個顯著的例證。[2]
拉薩市曲貢遺址H12出土了一枚青銅箭鏃，距今年代為3500—3700年。經檢測，該青銅鏃為銅錫合金，本地鑄造而成。西藏高原青銅器、鐵器的普遍出現是來自石構墓葬。[3]這些器物雖大都為兵器、生產工具、飾件等，但其中一些器物已具備良好的木材加工的功能，如貢覺香貝石棺墓出土的銅刀，雙刃，刃部鋒利和德清永芝石棺墓中出土的青銅斧等。在阿里地區札達縣古墓出土過一把木梳，造型精巧、齒尖細密，只有金屬利器才能加工出如此光潔而整齊的梳齒。[4]可見，這一時期木材加工更趨精細。
按藏文古文獻記載，距今約2000多年的吐蕃第八代贊普布德貢加時期，人們已熟練掌握了冶煉金、銀、銅、鐵的技術。[5]這極大地促進了木材加工工具多樣化、精細化，家具的造型勢必更趨多樣，功能性有較大提升。
青銅時代至吐蕃王朝初期，這段時期西藏傳統家具有了長足的發展。由于金屬加工工具的使用以及建筑構件加工技術的豐富，受此影響，西藏傳統家具的形制趨多樣化、功能實用化，生活家具應占主要部分，從考古發掘報告分析，不排除專門的宗教類家具的出現。
3 西藏傳統家具肇始演進時期
吐蕃王朝時期，為西藏傳統家具肇始演進時期。
公元七世紀初，吐蕃第三十三代贊普松贊干布先后兼并境內諸部，統一全境，建立強大的奴隸制政權——吐蕃王朝。
松贊干布繼位后很長一段時間是文化大開放、大交融、大發展時期。佛教的傳入及其深入地影響社會生活各方面，同時，與尼泊爾、唐王朝等不同文化的深入交流，文化藝術領域空前繁榮。隨著與周圍政權的頻繁貿易、文化交流不斷深入，手工業、商業發展順速，達到一個新的高度。隨著本土的苯教文化與外來的佛教文化在不斷的沖突、矛盾中融合，對漢文化的吸收等，逐漸形成了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形態。西藏傳統家具在開放、包容的文化氛圍中逐漸形成了制作技藝豐富、色彩明艷瑰麗、宗教意味濃郁、裝飾圖案寓意多元的藝術格調，同時，家具文化的民族性在這一歷史時期確立。家具體系進一步完善，結構藝術更為完善，高足家具很可能在這一時期出現。
對西藏地區家具藝術發展影響最大的事件莫過于佛教的引入和與包括唐王朝在內的周邊政權的文化交流，這一時期的家具藝術迎來了空前的繁榮時代。
約621年，泥婆羅（今尼泊爾）赤尊公主入藏，自此揭開了佛教大規模進入吐蕃的序幕。入藏時，公主攜帶精美佛造像、法器、金銀器等物，不少匠人亦同期隨性，自此，尼泊爾高超的建筑技術傳入吐蕃，大昭寺所見建筑木雕裝飾手法、圖案帶有明顯印度、尼泊爾風格，隨即影響家具藝術等其他文化藝術領域。
貞觀十五年（641年），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藏，據藏史文書記載，文成公主攜帶有大批佛教經典、醫學、工藝等方面的書籍，無數侍者隨行，其中包括不少工藝技術人員。《西藏王統記》中記載道：……工巧技藝制造術，高超能令人稱羨，如此工藝六十法，如此賞賜我嬌女。……。在藏區流傳關于歌頌文成公主的民歌唱到：……，尊敬的文成公主，帶來手工藝五千種，打開了吐蕃工藝，繁榮昌盛的大門……。可見，工藝技術人員中應有不少木工工藝匠人，因為文成公主入藏后興建的小昭寺帶有濃郁的漢式建筑風格，飛檐翹角、建筑木制構件等。除此之外，在木質建筑物上所刻人物、獸、禽等形象逼真、古樸、生動。鑿刻技術精細，大都采用雕刻法。[6]在此可斷定，在當時，成熟的雕刻技藝應普遍用于家具制作中，這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藏族傳統家具的加工技法。
中宗景龍四年（公元710年），藏王尺帶珠丹迎娶金城公主入藏，公主攜帶醫學、歷算和工藝書籍無數，諸多工匠、雜役等專業人員隨行入藏，漢藏文化交流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繁榮。
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入藏極大地推動了吐蕃王朝文化、藝術的繁榮，其中也包括家具藝術，不僅豐富了工藝手法，拓展了家具的結構樣式，而且使藏族傳統家具融入了漢地文化的因子，增加了藏族傳統家具的文化維度，出現了漢地裝飾紋樣，如寶相花、饕餮紋、纏枝紋等。
佛教自吐蕃王朝初期傳入始，一直與本土宗教——苯教發生矛盾、沖突，在不斷的斗爭中相互影響、吸收從而日益興盛，松贊干布即位后，佛教正式立足并開始深入影響藏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西藏文化的向度就此更向。隨著百余座寺廟的營建，佛教對家具藝術方面的影響悄然深入，最終促進了西藏家具風格的形成。
首先，在造型方面，受藏傳佛教的影響，西藏傳統家具造型大多為長方形或正方形，呈現“中規中矩”的特點，體量較大而厚重，無論在視覺抑或心理上造成一定的壓抑感，鉗制了人們的自由遐想。[7]需要指出的是，受藏傳佛教的影響，佛龕這一家具類型得到極大地發展。佛龕是專門供奉佛像的一類家具，也是藏傳佛教寺院最重要的家具之一，一般被打造成集木工、雕刻、彩繪、鑲嵌、貼近、涂漆等工藝于一體的家具精品。
其次，裝飾色彩方面，紅色、黃色、金色等色彩被賦予了濃郁的宗教含義。在藏傳佛教中，紅黃兩色代表崇高、代表圣潔、代表信仰，是僧人和信眾尊崇的顏色。（圖1）一些宮殿、寺廟的神殿、重要的佛堂外墻大多都是紅色，以示威嚴。在藏式家具裝飾中，紅色是主要色調，運用最多，最為醒目。[8]黃色更是備受尊崇、意為脫俗，平常人家的建筑基本上沒有使用黃色的，只有寺廟、活佛的駐錫地和高僧大德的寓所才有資格“身披黃色的外衣”。金色在藏傳佛教中被賦予威懾天下，助長事業、增益行愿等含義。在西藏傳統家具中，用于禮佛的家具中通常會使用金色，有的甚至通體包鎏金銅飾，如此以示敬畏。
最后，裝飾題材、紋樣更為豐富。在佛教傳入西藏以前，藏族傳統家具的裝飾題材、紋樣更多地以自然、苯教宗教為主。受佛教影響，西藏傳統家具題材、紋樣更加廣泛，都忠實地刻畫這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民族品格與精神追求。從現存歷史家具實物分析，藏族傳統家具佛教題材主要包括：動物紋，如大鵬金翅鳥、雪獅、吐寶鼠鼬等；植物紋樣，如蓮花；佛教人物，如轉輪王；組合紋樣，如八寶紋樣、輪轉王七珍等；器物紋，如金剛杵；文字紋，如“卍”字等等。（圖2）
隨著朗達瑪滅佛運動的發生，一統的吐蕃王朝逐漸全面崩塌。從此內亂四起、大小政權割據，這一局面持續約400年之久，這一時期的文化、藝術幾乎處于停滯狀態。
宋代朝廷未能與存在于原吐蕃中心地區的各地方勢力發生聯系，只是與河湟、西川各藏族部落在政治、經濟上存在一定的聯系。由于政治、軍事上的需要，宋朝對這些吐蕃部落采取“羈縻懷柔”政策，漢藏工藝美術通過賞賜、互市等方式相互交流。[9]對西藏地區的文化影響力雖遠不及唐王朝，在文化藝術領域，兩宋時期漢地文化仍有一定的影響。布達拉宮所藏南宋《不動明王像》緙絲唐卡上纏枝蓮花紋，從形態到配色，明顯來源于宋代絲綢紋樣，充滿自然氣息，寫實感十足。[10]結合現存藏族傳統家具實物比對分析，自然花卉寫實性畫法的裝飾手法應受宋代花鳥畫繪畫藝術的影響。
4 西藏傳統家具興盛發達時期
元明清時期，是藏族傳統家具興盛發達時期。從元朝始，西藏便始終納入中國的版圖，多民族融合的國家觀念逐漸形成。不同歷史時期，中央政權以不同制度、手段加強了對西藏的控制，同時在商貿、文化方面的交流較以往歷史時期更加深入、廣泛。不論宮廷工藝美術抑或民間工藝美術均源源不斷地在西藏地區被廣泛傳播而接受，漢藏文化藝術交流達到空前的高度，內地文化藝術對西藏文化藝術、社會生活的影響大幅向前推進、深入。不論宮廷工藝美術抑或民間工藝美術均源源不斷地在西藏地區被廣泛傳播而接受，漢藏文化藝術交流達到空前的高度，內地文化藝術對西藏文化藝術、社會生活的影響大幅向前推進、深入。在家具藝術領域，漢文化較之前任何歷史時期更加深入，世俗吉祥文化融入其中，裝飾構圖形式更為豐富。
13世紀中期，元朝統一西藏，將其納入中央王朝直接統治之下，結束西藏地區長期割據局面，社會漸趨穩定，生產力得到快速發展，經濟、文化在原先的基礎上進一步繁榮。
由于進一步確立和鞏固了封建農奴制度，世俗民戶被世俗領主占有，寺屬民戶是佛教寺院和宗教領袖占有的奴隸，生產資料和社會資源集中于領主們手中，兩類民戶皆無生產資料和人身自由。[11]這一農奴制度嚴重的限制了西藏傳統家具多元化的發展空間而出現兩極分化，主要以宗教類家具為主，如佛龕、經桌等，它們往往制作精美，而民俗家具發展極為緩慢且較為簡陋。
也許由于生活方式的相似性，在造型和裝飾手法方面，西藏傳統家具出現了蒙古族傳統家具的某些特征。箱柜類家具包裹皮革或動物毛皮，以牛、羊居多，呈現自然特性及質感效果。由于游牧遷徙的生活方式，為保證在搬運過程中的結實耐用，箱類家具通常在端角、兩面相交的棱邊處用鐵制件加以固定。[12]在裝飾圖案方面，甚至出現了“蒙人馭虎”的圖案。
下及明清時期，兩朝對西藏的統治均有一套完備的行政、軍事管理制度。通過朝貢封賞制度和“茶馬互市”等加強了對藏區的管理和文化聯系、交流。內地大量工藝美術的輸入，對藏族人民的審美觀念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對促進藏族文化藝術的發展、繁榮也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清中后期隨著格魯教派的興盛，佛教美術普及到民間。民間的經房和家庭經房的出現，宗教類家具在民間興起，佛龕、經桌等流行整個社會，與民間納祥祝福的世俗題材結合，影響到民俗家具。[13]
從現存實物分析，明清時期藏族傳統家具受內地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裝飾藝術方面，裝飾題材更為廣泛，一些世俗題材用于裝飾，漢地的吉祥文化滲入其中。動物紋以龍、鳳、鶴、鹿居多；植物紋有菊、牡丹、竹等；文字紋主要有壽字；人物紋以童子的形象為主。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隨著漢、藏優秀文化的不斷交流和融合，諸多漢民族文化特色的圖形、圖案被運用于藏族傳統家具中，并得到藏民的喜愛，如陰陽八卦圖和道教八仙，從中亦能管窺漢、藏之間的宗教交流、融合。[14]此外，漢民族傳統的二方連續、四方連續及開光的構圖形式也常見于藏族傳統家具中，充分表明家具這種與生活密切相關的造物，隨著生活環境的變化自覺與不自覺地改變的歷史規律。
西藏和平解放后，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西藏社會各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家具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在全新的歷史時期，西藏傳統家具如何煥發新的發展活力，以適應市場需求，值得深入研究。
[基金項目：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中國藏族傳統家具裝飾藝術研究，項目編號：18YJC760024]
作者簡介 ：胡名芙（1978- ），男，漢族，江西吉安人，江西財經大學講師，碩士，主要從事中外家具設計史及設計理論研究，E-mail：yishuhmf@163.com
通信地址：江西南昌 江西財經大學藝術學院 330013；胡名芙，15070933457
